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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多元主义的观点，双方主张的利益都应该进入决策考量范围，而公益显然处于二者之间的某个位置。
刘陆民在书中也提到德意志瑞士新民法中亦有不少公法的内容，若苏联民法更可直称之为公法。1．《物权法》违宪论 在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内部，对于物权法违宪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物权法中所确立的公私财产一体保护原则违反了宪法中的区别保护的规定;第二，物权法草案中并没有写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字样，因而缺少合宪性基础;第三，物权法作为民法之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规定征收征用条款，缺少正当性依据。
1930年朱采真在《民法总则新论》自序中呼吁建设中国法学派的法学基础，主张公法和私法融合，认为一部中国式法学论著对于一般读者比起那些欧化或日本化色调极浓厚的法律译作，也许容易引起亲切的情操，这情操是足以鼓励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仰精神。[42] 针对民法学者所主张的公法是权力法、私法是权利法的论断，谢晖教授也提出了质疑。朱采真在讨论民法的渊源时，针对国际条约能否成为民法渊源这一问题，主张可通过在宪法予以明文规定的方式来确定国际条约能否成为民法渊源及其效力等级。中国现代化的法律规范，必须以私法基础和公法优位的原则展开。佟柔教授认为，我国民法是社会主义民法，是公法，并认为那种民法只是调整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私法观点，在方法论上也是错误的。
多数学者在规范体系中不区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不主张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认为私法中也包含着公法因素。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如宪法得不到有效实施，学者的学术自由缺乏保障，要制定一部民法典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宪法制度得到有效运行时，民事立法才能获得宪法基础。[57]反讽的是，当纳粹党最终取得人民选票的支持后，1933年1月30日总统兴登堡按照完全合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交给希特勒的时候，魏玛宪制看似回归了议会内阁制，反而走向了毁灭，因为纳粹党的基本教义就是坚决反对议会民主路线。
从此没有人理会这个‘法字了。例如武昌起义后湖北革命党人推举出来的两位负责军事和民政的首长，被迫就职的黎元洪是旧军人、转变最快的立宪党人汤化龙是前清湖北省咨议局的议长。由此导致国会更加频繁的改选、也摧毁了国会的权威，最终导致人民对代议民主与共和体制的普遍失望，造成右翼势力的成长与共和体制的崩溃。与魏玛德国类似，民初制宪权亦掌握在国会手中[31]，而民国北京国会召集伊始便企图重新制宪，掌握国会多数的国民党希望通过修改《临时约法》进一步剥夺总统袁世凯的权力，打造超级国会制。
[29]更严重的是，根据《魏玛宪法》以合法程序修宪乃至毁宪都是相当容易的：宪法得用立法手续修改之，但联邦国会欲议决修改宪法，必须有法定人数2/3出席及出席议员2/3之赞成，其决议案始得成立。[4]参见沈有忠：《威玛宪政变奏曲：半总统制宪法的生命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90 ～ 92页。
[29]同前注[14 ], Michael Stolleis书，第83页。当时代总理、法律专家伍廷芳拒绝附署总统解散国会的非法命令，最后只好由步军统领江朝宗临时代理总理并附署解散国会令。[8]雪上加霜的是，为结束无政府状态，社会民主党与陆军达成协议，按原有传统维持陆军，以换取军队支持。[51]与德国军官团类似，北洋时期亦有所谓士兵是军阀唯一的选民之说[52]，督军团及其联合会议或联名通电也常常能左右政局。
[45]传统上，官僚归国王掌握，军队是向国王效忠、而非向宪法效忠。而且按照普劳斯（胡果•普洛斯）的原意，总统本也应有补救国会的分裂及维持政局的安定之功用的。五、结语 魏玛民主的崩溃不能简单归咎于《魏玛宪法》，面对魏玛共和所遭遇的政治、社会、经济危机，可能任何宪制也无法存活。[50]同前注[41], 丁中江书，第8页。
[55]参见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三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6页。[34]魏玛共和国成立以来，德国的政党活动与组织明显日益走向了一个极化的多党政党体系，在该体制中存在着反体制的极左与极右翼政党，这些极端的政党似的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政治冲突的处理方式都朝着敌我尖锐对立的方向不断发展。
可政府实际的宪政运作，既非议会主权的内阁制，也非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总统制，竟演变成中国式的总统、总理、国会三权分立，各自为政。[17]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22]普洛斯的设计是名副其实的民选国家领袖与议会制政府的联合，这也因而是一次冒险的赌博。[56]就宪法规定而言，魏玛总统的权力尽管很大，但其在制度与实践上仍受到国会多数的制约。） [32]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376页。所以兴登堡能于1932时曾两次拒绝希特勒请为冢宰之求，然1933年便不能不请他为冢宰者，即因他有号召国会多数之力故。对君主主义者而言，宪法令人憎厌，是受同盟国强迫成立‘共和的象征。超过这种需要的限度，独裁政治不是流于专制，便是毫无根据了[27]。
民国北京政府与魏玛共和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内忧外患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与其归咎宪法文本，倒不如说是时代所造就。[62]同前注[54],董彦斌书，第76页。
关键词: 《临时约法》 《魏玛宪法》 总统 国会 妥协 魏玛共和的失败，构成了德国历史解释方面一个极富争议又极其独特的难题，而《魏玛宪法》的内在缺陷（特别是帝王总统的设置）也常常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失败重要原因之一。[39]谢斌：《民国政党史》，章伯峰整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4页。
[57]参见[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9～84页。[20]制宪者也吸收了法兰西第三共和议会内阁制的教训，为了避免法国议会小党林立、频频倒阁、政局不稳的局面再现于德国，制宪者希望宪法兼具抗衡与妥协的精神，以避免政治上的混乱或僵局。
1923年国会议员在选举总统时的受贿卖身，或许也与其两次被解散后颠沛流离的境遇有关。[56]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105页。而黎元洪之继承总统大位，乃是源于运气，并非国会选举产生，也得不到地方实力派的真心拥护。[49]北洋时期，总理及其内阁各部长在制度上虽经由国会同意而产生，但在潜规则上，内阁成员就职必须有各地方军阀贺电加持方有光彩，否则虽就职亦无法久安其位。
二、威权崇拜与总统独裁 德国魏玛时期的法学大家往往并非纯粹的共和派，制定《魏玛宪法》的灵魂人物胡果•普洛斯，本身乃是备受争议的人物，在一战期间曾明确反对议会民主体制。注释: [1]参见[英]玛丽•福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8 》，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即便是皖系军阀安福俱乐部催生出来的所谓安福国会，也不安于御用的角色。各政党是‘顽固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团体，几乎不懂得妥协，并且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彼此进行长期合作，其结果就是即使在经济和政治的相对稳定时期，也只能产生一届又一届的缺乏决议和执行能力的少数派政府。
国会第一次解散，从纯粹法解释学角度来看或许不能被认为是解散：1913年底袁世凯借二次革命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剥夺国民党国会议员资格，造成国会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16]同前注[8]，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书，第23、37页。
[54]参见董彦斌：《现代法政的起源:1900～1919》，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3～67页。而官僚体系与军队本来就没有对国会负责的习惯，加之《魏玛宪法》又造就了帝王总统，总统兴登堡元帅偏偏是军队的英雄。就《魏玛宪法》而言，其失败并不在于宪法文本的瑕疵或者说宪法规范间的矛盾性，而在于议会制共和运作的失败：作为共和的统治阶级，他们很少团结，力量分散，不加思索的煽动就可以分裂共和，导致不是议会多数的拥有者却合法地拥有权力，并最终以合法的形式埋葬共和。本来段祺瑞让徐世铮安排安福国会选举曹锟为副总统，但国会两院议员却不买账，导致选举会流会。
在各派的抨击下，《魏玛宪法偿试在多个根本冲突的问题上（如议会至上与总统专政）达成妥协。[53]段祺瑞之担任总理，既非基于国会的信任，亦不是总统所指派，而是源于北洋系的拥戴。
与第三帝国的迅速膨胀与崩溃相较，近代中国议会民主的好处未得，元首独裁的效率亦未能实现。就民国初年的制宪之争来说，国会试图限制总统的权力固然是基于预防总统专制的良好愿望，总统希望扩权亦有提升行政效率的正当目的，而单一制／联邦制之争则与分裂割据的问题纠缠不清。
以王宠惠内阁的垮台为例，倒阁的急先锋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与被倒的总理王宠惠都是国民党的创党元老，只是派系不同，居然势不两立。[64]同前注[14], Michael Stolleis书，第77页、第129～130页。